文革中，父亲的家庭背景和过于耿直的性格让人揪了小辫子。我们全家下放到了地处湖北省钟祥县的五七干校。
生活艰苦是不用提的。最让父母烦心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前程，还有孩子们的未来。我辈已失学一年。好不容易复学了，没过一年又失学了。我辈那时刚刚是上初中的年龄。好在，五七干校里有的是能人。连里指定了一个“臭老九”给几个孩子们补补课。半年后，干校的子弟中学正式开学，我辈就开始了每日辛苦的走学，一去一个多小时，一回一个多小时。一天比别人多两个小时的走路，少两个小时的聚众闹事。功课倒不是很重。我们连里那位老先生不会教孩子，将许多超龄的数学和物理知识都填鸭了我辈，尽管我辈对数理化不太感兴趣，但也囫囵地学了一二。结果，比同班同学们的起点到高了许多。功课自然显得轻松些。
我辈当时偏门文学。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已是奄奄一息。孩子们除了红宝书，就是教科书。
一天，我辈在别人的物堆中发现了几本文革前的小说，就偷来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和小朋友们议论书中内容，结果让主人听见了。书主人是大不快。如果他私藏毒书的消息让连干部们知道了，能有他的好日子过吗？书主人是又气又急，找了母亲述说源委。母亲也是又气又急。自家的孩子给别人找麻烦，尤其是政治麻烦，真让她手足无措。其实，母亲的政治觉悟没那么高，她是不高兴自家的孩子没教养，偷书。是“偷”东西的行为让她丢脸。母亲拉着我辈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给那位叔叔道歉。那叔叔当时就让我辈像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不将藏书的事告知任何人。母亲当时也下了保证。那时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干部们大有同是天下沦落人的心理感觉，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为了不再有麻烦，书主人将他的那箱藏书转移了。从此，我辈除了红宝书是真的没有他书可读了。
红宝书可谓宝书。至少对我辈这样的少年人是个中国文学的启蒙。毛主席他老人家喜引经俱典。少不了有人批注脚。我辈多多少少从中学了一些典故。不过，学到最多的是毛泽东思想。我辈后来人生的成败皆基于此。
两年后，我辈已是上高中的年龄。大部分的同班同学们已被照顾去当了兵。独独我辈被拉下。原因很简单。父亲还在台上的“领导”非常方便地忘掉了这位曾经的手下的子女。父亲性格缺陷此时充分地显露了出来。母亲流了多少泪，父母求了多少人，也没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这孩子将来的人生道路和许多幼时的玩伴儿很是不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无奈，干校和当地政府联系后，将几个适龄孩子一起送去住校。无论风云变化，学还是要上的。
那高中离家，如果父母所在可以称之为家，十几余里路，来回都要花个小半天。所以，我辈们一周只回一趟家。周六晚上在家过夜，周日下午离家。虽然事事要自己打点，可也不再受老爸老妈的监控了。我辈又变回了偷书贼。所幸地是学校里看图书的大爷什么都不管。只要你想看，就来看，他是不闻不问。不幸地是那学校的“图书馆”实在是没有什么书可看。半间房两个书架，多数还是关于怎么种田的农业教材。像我辈这样的偷书贼真真地是无书可偷。直至一天傍晚，大爷去吃饭，叫我辈给他看一会儿“图书馆”，我辈意外地发现了两卷《中国文学史》，文革前的版本！我辈爱不释手。大爷就给了我辈，反正不成套还缺页，又不是自己家的。但叫我辈不可声张。那两卷缺页的《中国文学史》从此伴随我辈山南海北地走了许多年。从湖北走到北京，后来又到了河南，又回到北京，如此往来。也就是在那缺章少页的书里，我辈初读到了《长恨歌》，读到了唐明皇和杨贵妃。
其实，后来将那两卷带来带去并不是再无书可读，是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