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的杂碎移民经历
不爱说话的大姐，先是沉默了片刻，紧接着泄洪般地打开了话闸。她推说与魏老师并无深交，但确实亲耳听到过魏老师和奚大姐的过往。
多数人无论生活贫穷还是殷实，日子过得太过寻常，不能产生出奇闻逸事。因为多数人最愿享受的也最不想放弃的，是甘作檐下燕雀。多数人一辈子似乎行驶在自己平淡无奇的人生轨道上，不可能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除非某人因某事，意外成为某些人群中的笑料。奚大姐原本是个寻常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想成为谈资。但她今日却成为这群女士们的谈资和笑料。不是女士们太无聊，是她一生无产、无税，却活得潇洒，令人好奇和唏嘘。
据说，奚大姐出生于西南地区某地级市的一个普通市民人家。 相对比二十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移民北美的不少人的家庭背景，她父母家属于中低阶层。在坐的几位女士们，甚至包括进年轻貌美的富婆，不是出自北京军政大院的军干子女，就是住过上海老洋房的绅士后裔。在她们眼里，从西南小城市出来的奚大姐类，自然是见识少、格调低，甚至颇为 “土气”和“俗气”。
在奚大姐读高中的最后一年，赶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虽说她家乡那地方属于边陲地区，也未幸免文革的冲击。 后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洪流的冲击下， 奚大姐被冲到了更加闭塞的贫困山区里。去接受边民们的再教育。 据说， 是她，为那些愚昧山民的孩子们启蒙，教会他们一加一等于二。 是她，主动地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决定和政策。 奚大姐自小要强。特别肯吃苦，肯奉献。又特别忠诚，听领导的话。很快，她成为模范知识青年，光荣入党。 她本来就是根正苗红— 城市贫民后代算不进“黑五类”中的任何一类。不黑则红。她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个人表现突出，得到当时的各级领导的重视。她有幸成为首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
听到这里，直爽女扑哧一笑，说道：“工农兵大学生？除了交白卷，都学到了啥？” 直爽女本人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恢复全国高考（1977年）。她是靠自己的能力，一蹴而就，考入位于北京的某名牌大学。她出国留学研修，也是靠拿到接收学校的奖学金和部分自费。按她的原话：“完全是自力更生，自我解救”。所以她看不上没有通过“高考”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她心目中，此类人多是属于溜须拍马的能力比专心科研的能力强。“高考是考验知识基础的扎实程度。基础不好混大学课程，只能是拔苗助长。”
直爽女之所以能够部分“自费”，因为她父亲是某科研业界的知名专家。工资听上去不高，但各类补贴却不可小觑。在她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时，她父亲已经不止十几次地出国参加科研交流会议。每次出国开研讨会，不是组织方出资就是中科院出资。多年下来，积攒了一笔可观的存款，足够支持直爽女出国留学研修。直爽女非常自豪于她的家庭背景和自己这些年来的表现。她有低情商傲慢的本钱。别人也懂得她有低情商傲慢的本钱。
不爱说话大姐反驳她道：“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只要不断学习、勤恳努力，人总归能提高自身知识储存量。何况那时，即便面对的是基础较差的学生们，老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从没有含糊过。在我的同学们里，抄作业的，夹小抄应付考试的，确有人在。但敢交白卷的人，可谓 ‘凤毛麟角’。还得是攀上了龙、附上了凤之人。或者，被人利用的纯净白痴。我们那时的多数同龄人，挣扎在无望之中。 能有机会上大学，对多数的我们来说，是渴望而不可即。我那时候就特别羡慕车间里那位挤掉我名额的人。”
听到鲜少激动的不爱说话大姐此次激辩，低情商的直爽女顿时有些尴尬。她意识到，不爱说话大姐也属于工农兵大学生。是恢复全国高考前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爱说话大姐后来是靠自己的能力，考上了名校研究生。这才得到公费留学的机会。她比在座的任何人都出来得早。而且，她们都知道，不爱说话大姐的TOEFL 考试成绩，曾有令人瞠目结舌的战绩。如今她已成为自己科研领域中的知名人物。就连直爽女的父亲也对这位后起之秀赞不绝口。虽然他们并不在同一科研领域中。
抑郁女和稀泥地说道：“我听说魏老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研究能力挺强的。就是他的英语总不过关。我想知道奚大姐是如何攀附上了魏老师？我这人是不是挺 low 的？特别爱听八卦。”
不爱说话大姐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她没有必要与偏执之人争论些毫无意义的话题。她继续谈她知道的奚大姐：“提起攀附，他俩之间说不清谁攀附上谁。据我所知，从家庭背景而言，魏老师绝对是深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男方家里很穷。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据老魏说，他母亲目不识丁。要是从这个角度上讲，老魏才算是攀高枝。”
一贯要强的奚大姐入了大学后，却很快转成半工半读。 因为党的需要，领导要求并安排她在本校人事处任职。边工作，边读书。第二年，有位热心的老同事就为她介绍了一位工程系的单身老师。一位非常见生人说话脸就红的学者型老师。
结婚后，小家庭的日子过的挺平和。 在魏老师的辅导下，奚大姐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拿到了本校的本科毕业证书。 当时，有大学文凭的年轻妇女干部，常常是各级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被高度重视，受重点培养，那时的奚大姐是学校里的小名流。她很能干。故而能者多劳。一天到晚都很忙。因为工作出色，她年年拿先进，拿到的奖金比别人多，还没有人说三道四。等到她儿子上初中时，她已是学校人事处的第一副处长，还有望更上一层楼。
“下面这段故事，是魏老师自己透露的。” 不爱说话大姐提到。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各大学里搞教学和科研的人，逐渐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本单位的重视。到了八十年代中晚期，魏老师和奚大姐所在的那所普通大学，托福于一位很能干的领导， 每年能从教育部那里搞到一、两个公费出国进修的名额。 各教研室主任打破了头要争取到公费进修名额。而教研室内部的竞争，更是白热化。
尽管同事们都渴望能早日走出去看看，能给自己在学术上镀镀金，魏老师却没怎么动过心。人，贵在有自知之明。魏老师自知自己没有那个早出国进修的命。他知道自己的语言能力差。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学习过外语。甚至连普通话也讲不好。实话说，用乡音教学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他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老师们都是持乡音教学。在他工作的大学里，也有不少教师持乡音教学。他自然也不会例外。再说，他心底还是有些怕，对离家乡太远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如今家庭生活尚且安逸舒适。儿子的功课也离不开他的精心辅导。魏老师还自知，他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实人，骨髓里缺乏阿谀奉承的DNA。他张口说话常招人嫌。学着他人奉承拍马屁，常拍到马蹄子上。像他这样的人，随波逐流，随缘为上。等到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们，都得到机会出外进修一轮后，终归能轮到他。
魏老师有耐心地排队等待公费出外进修的机会。奚大姐可没有这个耐心。
自文革结束后，像奚大姐这样的非专业人员逐渐地不再受到重视。尽管她很会办事，也年年得到奖励，但她总觉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多少成为一种束缚。作为母亲，她不可能对儿子完全不管不顾。作为女儿，她也不可能对年迈体弱的父母不闻不问。各方面来的物质诉求和精神压力，使她感到力竭。她甚至听到有人在她背后说闲话，看笑话，指责她是混出来的本科，实则只有中专水平。
几年下来，她想明白了：妻以夫荣，母以子贵的时代，又回来了。 老公混得好，不但她脸上有光，而且儿子也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她意识到，出国进修是提升高级职称必不可少的一环。丈夫不能永远位于“讲师”一级。一定要提教授，得到高级职称。有了高级职称，他们才有望分配到一套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房子。他们的日子方能过得有尊严。在奚大姐心目中，魏老师的出国进修等不得，越早越好。
不过她明白，老魏太老实。靠他去争取，不如靠她去运作。
话说，她多少年来的奉献也不是没有结出一点成果。 “她在组织内部有人脉。 您想，就算您是位高权重的系主任，但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在国内，搞党务的才是实权派。” 众人包括富婆听到这句话后，一致点头称“是”。奚大姐正是通过她在组织中的人脉，甚至使出各种讨价还价手段，为魏老师打通了出国进修的路子。魏老师意外地得到了出国进修名额，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级审批。“打铁还得自身硬。我家老魏的专业能力呱呱叫。是又红又专的典范。这个出国名额，非他莫属。” 奚大姐曾得意地说过。
数年后，当魏老师与实验室的同事们提起他是如何事故性的公费出国进修一事，仍然感叹自家夫人的能干。没有奚大姐的积极推动，跑上跑下地找关系，魏老师也许会耐心地等待下去。
不爱说话大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问道：“诸位，还有兴趣听下去吗？” 她特意冲着直爽女笑了笑。
“有呀～” 众人异口同声地答道。不知谁还来了一句：“挺魔幻的，挺天方夜谭的。” 众人的耐心和好奇心，使平日尽量避免聊八卦的不爱说话大姐，充满惊讶。
“好吧，我要说的可能使诸位略感不舒服。我知道有人一直诟病我们这群原来得到国家资助，后来放弃回国奉献的人。首先，魏老师和我一样，已经按规定还清了所欠之款。再者，魏老师还按规定辞去原单位的教职。有些人可能有难处，不得不搞所谓的 ‘停薪留职’。但他没有去玩那种名堂。我不知道他人的难处，但知道魏老师是个有良知的人。”
“魏老师的签证期只有一年。因为他的进修项目是九个月。按当时的规定，进修项目结束后，必须回归原单位。 可是，带他的那位副教授 ……”
“等等，我记得是位 assistant professor，应该是 ‘助理教授’ 或 ‘教授助理’，对吧？是合同工。不是正规的教授。国内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将其翻译成 ‘副教授’。也没人出来澄清打假。” 女教授打断了不爱说话的大姐。她如今熬出了头，是 associate professor，是加拿大高教系统内的正规副教授。故而她特别重视 assistant 和 associate 的区别。其余几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直爽女催促道：“反正都被称为 professor，无所谓啦。” 她这话伤人。女教授非常在意两者的区别。
“对，是无所谓。但那人是科研实验室的项目小组长。虽然是合同工，但是长期合同工。我们可以暂且称他为 ‘副教授’ 。虽然理论上讲他不具备指导研究生的资质，但他位于可以申请到国家级的研究经费的位置。他是魏老师高中时期的老学长。魏老师出来进修的这个名额，是出自那个实验室。我，其实不该公开说出我对那人的印象，但个人对他的感觉，不能说是正面。个人觉得那人喜欢夸夸其谈。有时做事，昧良心。
“据 ‘副教授’ 自己说，他是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首批由国家派到美国公费留学的学者。是个老清华生。后来申请 ‘政治避难’，就留在了国外。” 说到这里，不爱说话大姐的眼光不知为何盯向低情商的直爽女。女教授心领神会地扬起嘴角，风马牛不相及地感叹道：“不奇怪。连前苏联的芭蕾舞演员们还接二连三地叛逃。因为在列宁格勒得不到更好的发挥。国内不是早有传说，咱中国的研究人员，是什么 ‘在内一只虫，在外一条龙’吗？”
富婆发出轻微的咯咯声。她微红着脸，说了声“不好意思”。她年少时曾是 “幻梦芭蕾舞蹈家”（wannabe ballerina）。所以对女教授提到的前苏联舞蹈演员们的叛逃故事，不能说是“如数家珍”，却也有些知晓。她小时候，听她妈给她讲过那些前苏联舞蹈家们，跳过栏杆奔向自由的故事。不过在她妈听到那些传奇故事时，她妈本人还是刚加入文工团不久的年轻群舞演员。
直爽女耸耸肩说道：“我们这批多少也算 ‘叛逃’ 吧？因为在国内得不到更好的发挥。我们只是运气好。如今国门大敞，国人也不太看得起我们这类的穷酸。”
不爱说话大姐以息事宁人的口气说道：“诸位，此话有理。我们运气好。有传闻，他，我指 ‘副教授’，在没出国之前的某特定时间内， ‘干革命多于做学问’。他是文革前的老清华生。这说明 ‘副教授’ 的脑子足够聪明。”
女教授笑着评论道：“是足够聪明。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 女教授习惯于无伤大雅地扣扣帽子。但往往相当形象。直爽女不客气地问道：“那个机会主义者与魏老师有什么关系？”
“是的，俱往矣。扎实的科研能力才是今日的王道。后来，带我的教授提议我去那个实验室做调研。因为我论文中某些内容与魏老师他们的研究方向有些许关联。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常去他们那边问问题。我才发现 ‘副教授’ 项目组的成员，几乎全部是他从国内找来的。他们或多或少像魏老师，具有很高的分析综合能力。而语言能力却不敢恭维。他们在一起做项目时，可以不用英语交流，非常方便。
“而且，这些名义上的进修生很便宜。实验室不用支付当地技工的费用。可以合情合理地节省开支。让我对 ‘副教授’ 印象很不好的，是他打出保票能够帮助魏老师等人写出符合要求的硕士毕业论文。而且确保他们得到硕士学位。那些人是进修生。进修期只有九个月，如何能完成所有规定的学分并完成毕业论文？就拿魏老师举例。以他的英语基础，如何能做到？你们不觉得这个大饼，画得太离奇吗？我听魏老师解释说，他们的科技研究项目能代替部分学分。好像实验室主任是他们的共同导师。至于毕业论文，他没解释清楚。我当时觉得自己能力太低，一个硕士学位要做两年。”
女教授开玩笑地说道：“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太普通。那些进修生们个个是天才。不过我听说过，有不少学理工的，真能在一年内拿到硕士学位，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
直爽女助攻道：“我也听说过。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太小，尚未遇到 Bill Gates 那种天才？人家可是哈佛的辍学生。可是，不是魏老师的英文很烂吗？他不会是将国内写好的论文，请人翻译成英文吧？那也不对。那时的魏老师，有那个钱请人为他翻译吗？该不是要欠人情债？”
不爱说话的大姐没有正面回答她，反而笑着对富婆说道：“对不起啊。您和我们之间可能有代沟。可能不理解我们那时的各种尴尬。我们那会儿常听到某人一周只吃面包和花生酱的传闻。我们谈论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往事。那时节出来的人，不通英语或法语，会与加拿大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抑郁女接话说道：“何止那时。现在也如此呀。不过，现在的留学生们不少是从语言学校开始进修。那时我们英语不行的陪读人妻们，落地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去教育局办的ESL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学习班，提高英语。然后，考托福（TOEFL)，读研究生。ESL 学习班是免费的。八、九十年代根本没有什么谷歌翻译软件。全靠人工翻译。朋友之间常听到某某某人帮助某某某人免费翻译文件的事。呵呵。” 她自嘲地笑了笑。
就在魏老师的签证快到期时，他们一批学子们包括今日在坐的大多数人，得到了一个难得的移民机会。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决定，针对正在加拿大学习和进修的大陆学子们，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永居申请。这对正在发愁如何延长签证的大陆留学生们、进修生们来说，无异于春雨甘露。这就是 “大赦”。按当时加拿大政府给出的条件，所有“遇大赦”之人，只要本人愿意，都可以为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十八岁以下的子女，申请永久居住。
魏老师得此信息后，在第一时间内为自己申请了“永居”。据他本人后来说，他当时真诚地想拿到“硕士学位”。横空出世的新政策给了他们机会成为正式的硕士生。但他却并没有马上动手为奚大姐和儿子申请团聚。魏老师错误地以为，有了当地的硕士学位，就能在当地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后，他才有脸将妻儿接过来。他不愿意看到儿子过来后像他那样，为了节省开支，生生忍受与多人挤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不爱说话大姐叹口气说道：“老魏那人，很老派又很天真。他是比较典型的中式学究。”
女教授再一次评论道：“可能是高估了他自己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对口的工作都不是那么好找到。即便是搞工程的，一个位置也会有多人竞争。有时还得靠关系。”
抑郁女呵呵一笑道：“实话说，这边的机会还是不少。放低身份，总能找到工作。但起码您得有能力说服雇主。那么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抢一个位置，人家干什么非要雇你？老魏的问题在于他根本无法说服雇主。不过，魏老师也算识时务者。他比我家那口子还早走上自我雇用的路子。”
魏老师的天真，事故性地使他本人比其他人先一步拿到了“绿卡”。但现实并不如他的预想。因为他的烂英语，使他做论文磕磕绊绊拖了三年。三年后，他终于认清了现实，为儿子和老婆申请团聚。当他递交上亲属团聚申请书时，他唯一的儿子，只差两个月就满十八岁。
不爱说话大姐道：“经过一番折腾，魏老师等人成为正式的硕士生。魏老师最后拿到了正式的硕士学位。但作为项目组长的那位 ‘副教授’，最后却没能转正。实验室不再与他续约。将他原来的研究项目过渡给了一位 associate professor。我听说，那位前 ‘副教授’ 老兄，后来将实验室和学校告上法庭。说是歧视有色人种。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抑郁女叹口气说道：“老魏不容易。他去外省工作了一段时间。也确实挣到了一笔生活费。他夫人和儿子要过来后，他返回这边。大多伦多地区千不好万不好，被雇用的机会在加拿大却最多。不过，据我所知，奚大姐来时并不愿意移民。她还抱怨过魏老师没与她商量。据奚大姐自己后来说，她开始并不清楚魏老师为她和儿子办理了移民。以为只是来送儿子，半年后就会回去。奚大姐说，她移民是不得已。”
“我才不信呢。谁会天真到 ‘以为只是来送儿子’？拙劣的借口。” 女教授说道。她就差说出那句 “没文化，真可怕”。她的姿态自然比较高傲。在座的人里，只有她和不爱说话大姐有实实在在的博士学位。
奚大姐本人在某年的四月中旬，带着儿子落地皮尔森国际机场。那日，她见到窗外仍然飘着零零落落的雪花，不禁抱怨道：“四月还飘雪？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她对加拿大的印象与窗外的天色一样，灰蒙蒙一片。
直到她准备返回国前，她才意识到，魏老师滞留不回擅自移民，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政治问题。魏老师的行为，摧毁了她的政治生涯。至少她是那么抱怨的。抑郁女解释道：“据奚大姐自己提起，早在她为魏老师争取到出国进修的名额时，校领导已经开始培养新生代干部。”
长江后浪推前浪。有了多位年轻的正式大学生干部，奚大姐迟早要被替换。奚大姐出来之前不是没有感觉。但她有所疏忽。自认为上级领导不能忽视她这些年的贡献。她没到退休年龄，从没有犯过不该犯的错误，从没有为自己挣过一分利益。像她这种情况，怎么都可以退居二线再干几年。
“奚大姐说，要是她那时不过来送儿子，坚持留下盯紧退居二线，她也许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女教授同意道：“虽然听上去有些怪异，但是当时各地确实出现不少将老婆孩子财产转移出国，自己留下盯紧位置的官员。有个名称叫 ……”
“叫 ‘裸官’。属于贪官污吏的一种。九十年代和二零零几年那会儿，很常见。” 直爽女接话说道。与此同时，她不客气地瞟了年轻貌美的富婆一眼。她真觉着后者的老公有很大的嫌疑。她才不信那个 “对冲基金经理”的借口。搞不好就是个“裸官”。不过，她只见到后者一脸的无暇无愧。还不断点头称“是”。
抑郁女接着说道：“那边的领导挺无情的。逼她立刻办理提前退休。奚大姐那时觉得，她被党和国家抛弃了，被逼着移民。 ”
直爽女却很不以为然地感叹道：“至少是阖家团圆了，不是吗？坏事变好事。我见过她儿子。她儿子上大三，在 IBM 实习。我送给他一本关于 Unix 系统网络接口的技术书。有阵子知道点 Unix 挺时髦的。”
其他人没有接茬儿。又一次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啥 Unix，Linux 的，与我何干？
抑郁女又告之众人道：“奚大姐曾经提起过，她儿子高考时差一分没有达到清华计算机专业的录取线。她说，她是外地小老百姓，没门打通关系。她儿子最后进了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哇！北理工？厉害。到北京上学？学理工的？还进入这么好的学校。那么，他来了后，是从研究生学起的？” 一直插不上嘴的富婆奉承地问道。
抑郁女答道：“哪里？！我的意思是奚大姐的儿子，小魏也没有 Bill Gates 的智商。孩子吸取了魏老师的教训，并没有急着转学。反而先上高中。一来是提高英语水平，二来是结识当地朋友。那孩子说，他要尽快融入这边的社会文化。这边的高中课程，除了英语外，对他来说没什么压力。过后，他利用本地的高三毕业证书和北理工大的学分，从大二开始上。多伦多大学承认他先前的部分学分。虽然他比他国内的老同学们晚毕业二年，但他如今确实比那些人混得好。”
小魏去了大学后，每年的花销不小。奚大姐没有任何技术，既不通英语也不通广东话，想去香港人开的超市打工，也竞争不过别人。孤独、烦闷，一落千丈的精神打击，促使她逐渐地犯上忧郁症。后来，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人变得絮叨疯癫。“变成了神经病。听说，有一次要不是魏老师紧紧拉住，她差一点扑倒到车轱辘底下自杀。”
奚大姐在加拿大这个四月天仍飘雪的地方得了忧郁症。彻底成为了无能力照顾自己的人。从此开始吃尽了各色各样的福利。吃惯了福利的人，离不开福利，像吸大麻易上瘾一样。她无论如何再也不想离开好不容易熟悉了的环境。
魏老师最后无奈，找了个 “不可复合的感情不和” 的借口，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净身出户，反正他们本来也是破车烂屋，变卖不出多少钱。他只身去了美国。
抑郁女透露道：“听说，魏老师每月还在给奚大姐寄来零花钱。 是封在信封里的绿背钞票（greenbacks）。奚大姐自己去银行，将美钞兑换成加币。一次一二百元。现钞交易，算不上收入。”
众人突然陷入沉默。直爽女又看了几眼富婆。她欲言又止。心里纳闷，富婆老公是如何洗钱的？肯定不能一次一两百元地干吧？
几分钟后，反而是不爱说话的大姐首先开口。不知何种原因，此次她面对女教授说道：“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不愿意被冠以 ‘社会寄生虫’ 。单位还需要我时，我还会继续工作。我个人近期的小目标是，关顾好自己，不给家人制造麻烦。”
这话说的，其实有些伤人。身体健康，有机会继续工作，既能得到稳定收入，又有精神寄托，谁何乐而不为？有人是不得已，才做了 “社会寄生虫”。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