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生活在 Minneapolis 的女儿在一次家庭网上聚会中提到了 “六四”。 她提到，她觉得有些像儿时的迷茫和不定。 我能理解孩子的这种感觉。 她可能有一小点 traumatized by the event in her childhood “因为儿时的某事件而留下的心灵伤痕”。
非但女儿有心灵伤痕，我亦有。 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后怕。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住在朝阳区惠新里。 在北郊，北三环与现在的北四环之间。 那时，那一带基本上是农村。 女儿每日清晨需要卡着点，挤公共汽车上和平里第九小学。 小学在和平里北街以南。 虽然她只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一样要在清晨六点半准时挤上那班公交车，不然必要迟到。 九十年代之前的北京，公交系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一班车与另一班车之间的空隙是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甚至三十分钟比如在我们居住的郊区。 对我们住在郊外的家庭来说，能不能将孩子送上那个特别时间点的那班车，至关紧要。 我本人则是天天要骑脚踏车准时到达某个集合点，赶上公司的班车。 我的工作地点在西郊二里沟。 如果错过班车而靠骑脚踏车去上班，那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 bicycle exercise “骑车健身”。 赶上大风、急雨和雪天，这种交通方法实在是一种自我折磨。 那时，我辈中有不少不得不自我折磨的革命同志们，因为我们没有选择。 我本人一向比较娇气（不好意思，曾被多次批评过），公开反感落后的北京，羡慕家里有汽车的美国人。 在之后的人生中，我对在大雨中骑脚踏车的健身法实在是 “不敢苟同”。
那一天，到了办公室，公司领导宣布，鉴于长安大街附近的形势比较紧张，早早地打发我等底下的工作人员们回家去照顾家人们。 人人都很感谢领导们的关怀。 工会宣布，鉴于城中的混乱局势，从明日起，取消公司班车。 今日的回程班车将在午时出发。 我当时打心眼里感谢公司和工会领导们对我等有家庭的小人物们的关怀。 自从上面调动军队进驻北京城后，公交车时有时无。 交通更加不方便。 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就只剩下公司班车和脚踏车。 那日，下了班车后，我一如即往地取回存车（脚踏车），去女儿的和平里第九小学接孩子。 心想，如今到处乱糟糟的，学校的老师们也无法好好教课，不如早点放学。 不然，我就借口说 “家里有事”。
可是，我的宝贝女儿早已不在学校。 学校那天一大早就将学生们全部放学回家。 我有些慌乱。 先是去学校附近帮助照顾午餐和午觉的保姆家寻找。 孩子不在。 又去公交车站打听，公交车早已停发。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 “封路了”！ 我心急如焚，急得眼泪在眼眶中打滚。 这时候的北京可不相信眼泪。 只能赶紧沿着和平里西（或东？）街向北一路慢慢骑去，生怕错过孩子。 这是一条直通我家住户区的街道。 虽然我家住的离学校远，可是沿这条路走，孩子们起码不会走丢。 我走到和平里某街（实在记不住了）与和平里北街的交通路口处，遇到了一点麻烦。 路口已被封锁死。 军队和革命群众混杂在一起。 持枪的士兵将我们行人们统统指向别处。 我随着人流绕路，绕路，再绕路。 一个成年人尚可随人流而行，只要认准大方向，一个未满七岁的孩子会怎么行动？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入夏后的北京，很乱，很乱，很乱。 那时，连我们这种有一个 decent job（体面的工作）的家庭都不拥有地线电话，更不要提什么 “手机”。 能手握 “大哥大” 的人，已是显富。 这时的我根本无法与孩子联系，很无奈，但还没有完全绝望。 也许她已到家？
进驻北京的军队一向有保卫京畿地区的任务。 一队又一队的持枪士兵们封住了路口。 包括和平里北街的这处大路口。 这处路口是在广场之外，多有人聚集的路口之一。 知道北京东城区地形的人可能能意识到，这个路口其实离当时的使馆区比较近。 当我遇上这些当兵的时候，说不上是一种什么心情。因为我也当过兵，对当兵的总有一种莫名的感情。 他们真年轻。 眼神中透露着天真和忠诚。 他们很严肃，很遵纪，也很和气。 根本想象不到，当夜幕降临后，他们会要被派往哪里，去做什么。
那夜，他们被派去扫荡 the Square，and beyond（那个广场和更远之处）。 那夜，他们被允许开枪。
当我千幸万苦地回到家里后，发现孩子刚刚到家。 当时，我百感交集。 我一个成年人靠骑脚踏车还用了近两个小时，从东城区的和平里第九小学出发到达朝阳区的惠新里。 一个未满七岁的小姑娘是怎么靠着一双稚嫩的小脚丫，自我导航，穿过军队的封锁线，绕路回家却没有绕丢？ 我的这个女儿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她是一个表面娇弱，实则坚强的孩子。 就像多数的我们，被逼到生死攸关的时候，我们能够自救。
她与一个同班同学一起走路回家。 她们两个小姑娘们没有绕路。 士兵们给了她们一点点方便。
那日，我母亲也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公交车断断续续地跑了几天，很是不方便。 在那一段混乱的时间里，她自愿帮我照顾孩子。 谢谢我的母亲。 那天夜里，当和平里交通路口上的枪声大作时，是她安慰我说：“ 听枪声，离咱们这里还远。” 她是一个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人，求生能力极强。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她坐的航班落地温哥华后，无法再转机。 一个一句英语不会讲的老妇人，也是靠着自己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一周后安全到达多伦多。 那时，她已经过了古稀之年。
那天夜里，枪声吵得我无法入睡。 又加上白天里令人精疲力竭的寻娃过程，我挤上妈妈和孩子的床上。 只有这样做，我才感到安全和安心。 从那天之后，我在办公室里听到很多可怕的故事，也听到某位同事的家人被流弹击中。 那夜，有多少人遇难，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那天夜里在广场上发生的事件已成为历史。 我很少再想起来，或者根本不愿再想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保守，对类似的乱象很是看不下去，也很是不愿去关心。 就像鸵鸟将头埋在沙中避开危险一样，常常自我安慰地想着 “西线无战事”。 直至，Trump 想要调动军队进驻华盛顿。
看到报纸上的标题，我眼前立刻出现那些年轻、忠诚、无辜和天真的眼神。 那些被派去防暴的人民军队的士兵们。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即便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当被命令开枪射杀暴民时，这一枪能不开吗？ 人民中也确实存在 “找死” 的人，就像在 Minneapolis 打砸抢烧的暴民们。 也许，你不开枪，他们却要将你活烧。 在那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特别夜里，广场上出现过焦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冷酷的，令人作呕的，令人心悸的电视画面。 执行命令的士兵们或许无情。 疯狂的僵尸般的暴民们亦无情。 最无情的怕是高高在上的 mandarins “大人” 们。
邓公大人也许是一位伟人。 但是，那年他调动军队防暴，却造成了后人们几十年的诟病。 也为如今长大成人的一代，造成一定的心灵阴影。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公如毛公，盖棺而论七三开。 当然，华盛顿不是北京。 林肯纪念堂前非天安门前。 相同的是，子弹不长眼。